一眼看千年

吴光辉

一

        蹒跚。静默。黯然。三头瘦驴踟蹰在残阳西斜、枯叶乱舞、哀鸿长鸣的情景中，踟蹰在二百五十年前乾隆盛世的那个晚秋季节里，踟蹰在山东潍县街头那条破落凋败的石径上。三头瘦驴满载着一腔怨恨缓缓地朝城外而去，渐行渐远，缓缓地消失在远方的枯树丛中。三头瘦驴岂止是载走了年事已高、刚被革职的一介书生？三头瘦驴载走的分明就是大清王朝文化人在灵魂深处奋力挣扎之后的无限惆怅，载走的分明就是对整个封建王朝官本位统治体制绝望之后的仰天长叹。三头瘦驴一步一步地走向中国封建时代所有文化精英的必然归宿。

       古道。西风。残阳。驮铃叮铛。手摇驴鞭的书童在前开道，驮着书画的驴犊居中而行，走在最后的那头老驴背上垂头丧气地坐着的那个干瘪老头，就是被称为大清国诗书画“三绝奇才”的郑板桥。

        这天傍晚，刚被革职为民的郑板桥头戴黑风帽，身穿长毡袍，无限依恋地走出县衙大堂，背倚驴鞍仰望长空叹息道：“我郑燮清贫一生，居然被污告成贪墨而革职，今日归装却是这样轻简，望诸君力据清流，一定无忘我今日之泪也！”接着给闻迅赶来送行的百姓挥泪画了一幅《墨竹离别图》，又在图上题诗一首：“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得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写罢将手中毛笔上的残墨在水中认认真真地洗净，又异常严肃地对百姓说：“我没有带走潍县的一滴墨水！”

       郑板桥因为在灾年开仓借粮给饥民，自己反而被诬陷为贪污公款，因冤假错案而削职为民告老还乡。可他宁愿让自己背着这个黑锅也不愿让百姓受苦。所以，他取出当年饥民领米的借据当众烧毁，这才安心地跨上毛驴挥手而去。直到他吃力地爬上驴背时，一直强忍着的泪水才从他那清瘦的双颊奔涌而下，顷刻之间为他送行的潍县父老黑压压地跪成了一片，乌淘淘地哭成了一片。

一鞭斜阳是血。一鞭驮铃是风。一鞭老泪是雨。

在书童手里的驴鞭叭哒叭哒的一串又一串的脆响声里，这位“潦倒山东七品官”的十二年俗吏生涯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其实，和郑板桥一样无法逃脱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一伙被后人尊为“扬州八怪”的晚清书画奇才们。“扬州八怪”这个书画流派的这批书画疯子们，要么就是无论将手中的狼毫怎样挥舞，即便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卖弄炫耀他们的满腹经纶，也不能敲开官场的大门，结果终身怀才不遇；要么就是走上仕途也没有一个不是和郑板桥一样，当了个受罪的七品芝麻官，最后又被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而罢免，到头来还是一生穷困潦倒。同是江苏兴化人的李○在乾隆三年出任山东滕县知县，在“两革功名一贬官”之后流浪到扬州卖画为生；山东胶州人高风翰在绩溪县令位上“以杵大吏罢归”，罢官后流寓扬州；江苏南通人李方膺曾经出任山东兰山知县，因为得罪上司而被捕入狱，获释复官后任安徽潜山、合肥知县，仍不善逢迎而再度获罪罢官，最终寓居南京来往于扬州卖画终了残生。由此可见，在中国这个官本位为轴心的统治体制的国度里，大凡千锤百炼成为棱角分明的文艺精英，恐怕无一幸免地逃脱不了这个悲惨宿命。

二

不要以为“扬州八怪”生来就是一身傲骨，狂妄怪异，放荡不羁，视权贵如粪土；不要以为郑板桥生来就是傲骨铮铮，坚守清贫，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恰恰相反，这批文艺精英的早年没有一个不想当领导干部的。其实，在中国这个封建科举制度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之中，文化人要想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唯一的渠道就是读书做官。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有哪个不把当官的当作二百钱数的？所以，报考公务员会异常火爆，一个有权有势的官位会有成千上万举子去争夺。所以，那些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扬州八怪”们也就更是无法摆脱官场的诱惑了。这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郑板桥三次进京去拉关系走后门的丑闻。

郑板桥家境贫寒，先是教书为生，后来又去卖画。但他在清贫之中仍然希望有朝一日实现“修齐治平”的封建文人宏伟理想。因此，他发奋苦读，先后考上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他原以为自己有了文凭就能走上领导岗位了，因此在穿上博士袍时春风得意地说：“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可见他此时得意之极大有忘形之势了。

然而，此时的郑板桥已经四十六岁了，有了高学历也不等于就能当上领导干部，郑板桥只得怀揣着进士的学历证书回家候补。这一等就是六年之久，一直等到了五十二岁!

怎么办？自己已经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了，难道就这样苦苦地等下去么？郑板桥没有那么傻。在第一次进京跑官无功而返后，他对自己的人生哲学进行了全面地反思。从此，他一反常态开始频频巴结达官权贵、巨富名流。由于当时的扬州处于江南商业中心，不仅巨富云集，而且高官极多。而兴化离扬州只有几十里水路，郑板桥抢抓这个得天独厚的机遇，长期寓居扬州，煞费苦心地寻找机会结识了淮南盐运使卢贝曾。于是，为了拍卢大人的马屁，郑板桥写下了一大批谄媚之作，如《读昌黎上宰相书因呈执政》、《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谢中丞尹年伯赠帛》、《送都转运卢公》等等，肉麻之至地将卢贝曾比作李白、杜甫，从而赢得了卢贝曾的青睐。然而，恐怕是郑板桥官运未至，正当郑板桥踌蹰满志，走路都能带小跑，放屁都能吹着火的时候，不想那卢贝曾自己因为江南盐政案而被皇上砍了脑袋。郑板桥几年的拍马成果一下子付之东流，他看走了眼，跟错了人!

郑板桥在两次跑官失败之后，再一次冷静地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因此他于乾隆六年第三次进京时，给自己制定了十分明确的目标：主攻皇亲国戚!他通过法海寺的和尚仁公上人的引荐认识了乾隆皇帝的小叔子慎郡王。仁公上人在为他出谋划策时说，大清皇权内部斗争异常激烈，千万不可再投错了门子，跟错了人，站错了队。曹雪芹的父亲就是因为把五太子和十一太子作为靠山，到头来被杀了头。而慎郡王这位二十一太子是乾隆皇帝这一派的，乾隆刚即位就封他为郡王。可见这慎郡王是个可以攀附利用的大后台、大靠山，更何况这慎郡王还是一位书画高手!郑板桥听了欣喜若狂，火五火六地说：这回恐怕是该派我郑板桥官运亨通了！

按照仁公上人的锦囊妙计，郑板桥这一天沐浴更衣赴郡王府拜访，果然受到了慎郡王最高规格的接待。郑板桥用屁股尖子坐在王爷府的雕花太师椅上居然不敢动筷子，直到慎郡王脱掉外衣亲自割肉给他享用，他这才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肉块，龇着门牙在肉皮上狠狠地咬了一大口。郑板桥活了五十二岁，哪里吃过这样的美食？他见慎郡王如此平易近人，也就情不自禁地露出了文人的尾巴，放肆地狼吞虎咽起来。酒过三巡之后，慎郡王提出让郑板桥为他的两本诗集编校作序。郑板桥受宠若惊，感动得两眼涌出热泪。他连忙起身，一边打着饱嗝一边下跪道：“王爷，万万使不得，学生只能作跋，哪有作序资格!”一代大文豪在权贵面前奴颜卑骨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这样，被郑板桥的马屁拍得头脑晕乎乎的慎郡王一时高兴，第二天就把郑板桥放到山东的范县当了个县令。为了感激慎郡王的再造之恩，郑板桥不仅张罗着为郡王编刻那两本诗集，而且还为之撰写跋文，在文中奉承赞美这位二十多岁的郡王文才完全可与杜甫、韩愈、王维、杜枚、韦应物相提并论。

这一次，郑板桥终于尝到了拍马献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因此在当上了七品芝麻官以后的十二年时光里，拍马溜须的功夫也没有舍得全丢，还时不时地露上一手。1748年，大学士高斌这位皇亲国戚和都御使刘统勋去山东放粮，郑板桥瞄准这个机会，一路相随鞍前马后，一下子写下了几十首赞美诗，讨好巴结这两位钦差。他后来果然通过高斌的这一层关系，在这一年乾隆皇帝南巡山东时，当上了书画史参与筹备迎驾。皇帝老儿给他一点点颜色，他就洋洋自得地开起染坊来。从此，他常常以此为豪，并且专门为自己镌刻一枚印章，上面写着“乾隆御书画史”的大字，四处题印，作为自己最大的炫耀资本。  

三 

    然而，郑板桥就是郑板桥，和那些封建社会的大大小小官僚就是不一样，他低三下四地巴结讨好达官贵人当上县令之后，不是去鱼肉百姓，不是去横行乡里，不是去敲诈勒索，而是去身体力行他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如果遇到了百姓的利益和上司的权威之间出现了矛盾，他还会一反过去趋炎附势的常态，与权贵们公开叫板。这就使得郑板桥摇身一变而成了和古代的包拯、海瑞一样的清官，甚而至于不比当代的焦裕禄、孔繁森差。这或许就是郑板桥之怪吧？ 

    其实，郑板桥在官场上还很幼稚，他以为领导干部都是终身制，当上去就撸不下来了，哪知干部能上能下的呢？这也就预示着他的政治生命的软弱和短暂。郑板桥常常把他的那枚“乾隆御书画史”的大印拿出来吓唬人，结果只能赢得文人的羡慕和百姓的敬畏，可是那些贪官污吏没有一个买他的帐。“乾隆御书画史”，只不过是当年乾隆皇帝赴山东考察调研筹备领导小组的成员而已，那领导小组又是个临时机构，无权无势，郑板桥打着这个旗号，大有拿大奶子吓小孩的意味，如果遇到了实质性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会露馅的。结果也正是如此。 

乾隆十七年夏天，潍县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海水从白浪河倒灌进来，使全县几十万亩夏粮全部绝收。到了七八月份，又连续干旱，一连两个月不下雨。气温太高，瘟疫又起，人畜病死无数。全县境内有几万灾民无家可归，外出逃荒。一时间，灾民载道，饿孚遍野。郑板桥的《逃荒行》反映了这一悲惨景象：“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道旁见遗婴，怜拾置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在向上呈报灾情请求赈灾的折子迟迟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郑板桥只得责令本县富户轮流在县衙门前开设粥厂供灾民糊口，同时发动领导干部带头捐款，自己把准备寄回兴化老家给儿子看病的银两全部捐献出来。可所有这些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灾民仍然像潮水一般向县城涌来。粥厂已经是杯水车薪，后来又出现了灾民聚众哄抢粮食事件，许多灾民被迫铤而走险。

情况已经是万分危急，郑板桥十万火急地把灾情向府衙汇报，建议先斩后奏打开官仓放粮，可知府大人坚决不准，并且警告郑板桥要慎重从事，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则按照大清律法，没有上级批准而私自打开官仓的要处以极刑。然而这时，灾民们已经把树皮啃光，又开始吃人了。郑板桥面对着这种惨况泪流满面地说：“恨不得填满普天饥债。”随后擅自命令打开官仓借粮给灾民应急，他对下属们说：“再等朝庭批文下来，百姓早就饿死了，这个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决不连累你们！”知府得知这一情况后勃然大怒，大骂郑板桥目空一切，自以为当过几天乾隆御书画史，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便给郑板桥罗织了目无上级领导、违反组织纪律和开仓放粮帐目不清的罪名而革职为民。

祸不单行，就在郑板桥被革职的同时，他收到了小儿子在兴化病死的噩耗。他的大儿子早就夭折了，现在小儿子又因无钱及时医治而过早地死去。老年丧子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之悲，一下子涌上心头，六十四岁的郑板桥一手拿着报丧的家书，另一手拿着免职的通知，老泪纵横，呼天抢地地哭道：“我救了那么多的灾民，为什么老天爷非得让我断子绝孙！老天爷对我郑板桥真是太不公平了！”哭罢晕倒在兰竹之间。 

那幅《兰竹图》就是他当时情感的真实写照。翠竹几竿，芳兰数丛，乱石一壁，表现出郑板桥失去爱子的极度悲伤和失去官职的无限愤恨。那淡淡皴染而成的巨石突现了郑板桥峭拔凌厉的个性气势；那粗细相间的翠竹，迎风摇曳，细致坚韧，流露出郑板桥苍凉孤苦的人生悲哀；那疏密成致的兰草，在竹石之间姿意穿插。这就是郑板桥清高品德的水墨表达。而一直回响震荡在兰竹之间的就是郑板桥失去官职、失去爱子之后的悲痛呐喊。郑板桥蘸着怀才不遇坎坷一生的心血，蘸着失去爱子悲痛欲绝的泪水，用大清王朝的黑暗官场作背景，挥毫疾书，奋笔作画，一笔笔渲染出大清王朝文化精英们人生归宿的无限悲壮。

一笔孤竹写清苦，一笔兰草书悲伤，一笔乱石画凄凉。                

就这样，郑板桥当了十二年的的穷县令，到头来一无所有、两袖清风地离开了潍县。他的那首《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他为官十二年始终关注民生的一篇最好的工作总结，也是中国古今大小官员离职时最好的述职报告。

郑板桥以他独特的个性重走了一遍中国封建文化精英们早已走过千百遍的读书做官、被贬罢黜、归隐田园的老路。

四 

    我们姑且把郑板桥说成是跑官要官的官迷，可他一心当官的目的不是以权谋私，不是贪污受贿，而是把跑来要来的官职当作为民作主以及和贪官污吏公开叫板的平台。这种一边遭受世人评诟贬驳，一边又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完全把一切委屈深藏在心底的怪事，的确只有郑板桥才能做得出来。而正是郑板桥这种怪异的为人作派，加上他在文艺创作中表现出的独特的艺术风骨，才成就了他的大清朝“诗书画三绝奇才”的艺术盛名。 

郑板桥罢官回到兴化老家后穷困潦倒，过着“两袖空空、逢人卖竹”的生活。他在一幅画竹的题诗上这样写道：“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还愁口说无凭据，暗里赃私遍鲁东。”他六十六岁时二女儿出嫁，无钱为女儿办嫁妆，只是为女儿画了一幅《兰竹石图》，还题了一首诗：“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无隐奁钱簿，赠尔春风几笔兰。”此诗心情沉重地写出了他罢官之后两袖清寒而无钱为女儿置办嫁妆的惭愧。

当然，郑板桥作为“扬州八怪”之领军人物，自有他的人格独到之处。他面对现实，随遇而安。他住的只是茅屋两间，和城市贫民没有两样。一个乾隆进士、当了十二年县令的社会名流在这样的处境里居然也能坦然接受，确实难能可贵。在《雨后新篁图屏风》一文中，他这样描写：“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荫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季，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影凌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这两间茅屋对于郑板桥而言，简直就是一块风光无限的艺术圣地。  

罢官固穷，使郑板桥不得不以卖画为生，不得不把书画作为自己的唯一生存方式，是生活逼迫他向艺术的高峰不停地攀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郑板桥的罢官倒是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一大幸事，大清朝少了一个受罪的潍县县令，却多了一个名震华夏的“诗书画三绝”的伟大艺术家。相反，我们假设郑板桥真地能够官运一路亨通，从潍县县令一级一级地爬上去，最后当上了高官，那么他就决不会再有兴趣去痴迷书画研究书画了，也就不可能出现“扬州八怪”的领军人物郑板桥了，他的名字也就不可能流芳百世了。再然而，如果郑板桥不是生活在中国封建官本位体制里，生来就不会受到官本位的思想影响和禁锢，他就会把全部青春才华投放到诗书画事业中去，那么他的艺术成就又何止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郑板桥、“扬州八怪”以及中国所有的文化精英们，确实又是一种无可逃避的人生悲哀。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悲剧。

1765年，郑板桥七十三岁，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最后一幅遗作是《修竹新篁图轴》。在这幅画上，他题诗道：“两枝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梢；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诗书画之间洋溢出来的似乎是参透人生、看破红尘、难得糊涂的飘逸超脱。但是，只要你仔细品咂一番，就会发现郑板桥这临终绝笔里十分明显地还对地位官品的卑高耿耿于怀，对封建官僚等级制度到死也不能放下。此前，他在扬州曾和黄慎、沈凡民等书画家各携百钱作“永日欢”，在座的有一位叫程锦庄，就是客居扬州的吴敬梓所写的《儒林外史》中的纪君的人物原型。郑板桥和他谈起科考弊端和官场腐败时说：“千百年来生员士子深受读书做官的毒害而全然忘了农商之本。”由此可见，通过这句“有何卑下有何高”绝命诗，郑板桥真的是想喊出中国文化精英们对千百年来封建官本位制度的精神压抑和灵魂苦痛。郑板桥以他一辈子的宦海沉浮和艺海搏击的人生经历，总算看清了中国一千余年的官本位体制对文化人的误导。他直到临死之前才一眼看清他生前的千年事，然而为时已晚。

郑板桥凄凉地蜷曲在乾隆盛世的晚景里，两只眼睛放射出能够穿透历史的最后光泽，口中呼吸着生命残存的游丝，慢慢地把奔波的灵魂遣散，慢慢地把悲愤的思想嘘飞，最终默诵着这句“有何卑下有何高”封笔诗之后，悄然闭上了他那睿智的双眼。他那绝命的思维快速地掠过一千年的跨度，然后将中国文化精英们的终极理想撕碎，一片一片撒落在他用七十三年时间走过的颠簸坎坷的人生路上。

我的读后感:http://airsunwater1.blog.163.com/blog/static/2810686020085101591332/edit/